丝路专访 | 陆川:希望中国电影能被更多的国际观众看到

2020.10.13 | 2020SRIFF

请问您作为本届丝路国际电影节的特别推荐人,您的推荐标准是什么?

陆川:标准就是好电影。这一次入选的影片类型很多,有大制作,也有青年导演的低成本作品,我们推荐团七个人都是以好电影,有独立表达、有创新、有温度的标准在评选。

印象最深的是哪部?

陆川:这应该不能说吧,有几部我特别喜欢的片子,而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还是为它们呐喊了一下。

从2016年至今,中国电影产业稳步发展,您怎么看中国电影产业在制片能力方面的进步?

陆川:数据可以说明一切。2000年,中国电影开始艰难起步,当年年度票房在全球票房中占比很少,到2016年就完全追上来了,到2018年、2019年已经有隐约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电影市场的趋势。这一次疫情后像《八佰》这样的影片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我估计今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应该是第一位。这20年中国电影真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您的处女作到现在,进入电影业这么多年,您觉得中国电影发生了什么变化?

陆川:在我们拍片子的时候,是看着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出发的,那时的电影多的是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近些年喜剧幽默类影片、爱情片,各种类型片的种类和数量很丰富,批判现实主义的比较少。

疫情之后您觉得中国电影的创作关注点和电影工业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陆川:疫情让我们严重耽搁了后期制作并影响了现金流状况,很多影片在疫情期间积压了。疫情后首先会有部分和疫情相关的作品问世,讲医疗、讲医生的影片,还有其他类型的创新。我觉得另一个趋势是内容会更真挚一些,经历了疫情的生死考验,观众对于那些虚假、浮夸的电影可能会显得比较厌恶。另外,我觉得那些快乐的作品还是会有很大的市场。

我们关注到您导演的作品类型风格比较多样,我想问一下在这些类型中您最热衷的题材是什么?

陆川: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创作的生命很短暂,如果有机会能在自己那个年龄段拍一些自己最感兴趣的作品是很幸福的事,所以,我每一次找的影片都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本届电影节在西安曲江举行,您认为举办这样的盛会,对西安和曲江的文旅产业有什么样的促进?

陆川:西安是有电影传统的,第五代导演的教父吴天明老师就是西影厂的,还有何平、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他们都是第五代的中坚力量。西安是中国电影崛起的重镇,在西安做电影节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丝路国际电影节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虽然现在还很年轻,但已经开始彰显了严肃性和对电影的尊重,我觉得将来会越办越好。

您觉得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载体,对推动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有哪些帮助?“一带一路”倡议反过来会对中国电影发展提供哪些机遇?

陆川:电影是没有国界的语言。我觉得电影真的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国家和国家间的艺术家连接在一起,是把国家和国家间的观众连在一起的非常好的艺术形式。

现在西方世界可能对中国还存在着一些刻板成见和固有的印象,您觉得如何才能让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给全世界,中国的电影人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陆川:我认为多沟通多交流很重要。电影要帮助中国去传递新的中国形象和新的中国文化,应该有更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去,让更多的中国电影能在国际市场被更多的国际观众看到。

请问您刚才讲到了应该被看到,有什么途径、我们现在还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更好地被看到,以及让别人看到更真实的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陆川:好莱坞电影做了非常好的表率,因为好莱坞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中国电影要想全球化,应该吸引全球的人才,电影节变得非常重要。多推动不同类型的电影走出去,我们也讲故事,一个能走出去的电影,要讲人性的故事,讲人类的故事,讲人能够共情的故事,这一类电影也许可以更多地传播出去。

第三届丝路国际电影节,您是带着《我们诞生在中国》来的,并且获得了最佳纪录片,这一次作为特别推荐人,您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对本届电影节有什么样的祝福?

陆川:疫情出现后很多电影节都取消了,丝路国际电影节能够坚持举办,这是非常特殊也非常勇敢的事。能够在疫情之后坚持把它作为一个国际电影节去举办,我觉得这就是很伟大的事,证明我们坚持开放的心态,这一点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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